管仲的经济战思想和措施

1. 管仲的经济战思想和措施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后来，鲁庄公认为管仲乃天下奇才，若大用于齐，齐桓公无疑如虎添翼，不如先除掉此患。待他醒悟过来派兵追赶时，早已来不及了。 管仲一路恐慌，最后平安到了齐国，鲍叔牙正在齐国边境堂阜迎接他。老友相逢，格外亲切。鲍叔牙马上命令打开囚车，去掉刑具，又让管仲洗浴更衣，表示希望能辅助齐桓公治理国家。稍事休息后，管仲对鲍叔牙说：“我与召忽共同侍奉公子纠，既没有辅佐他登上君位，又没有为他死节尽忠，实在惭愧。现在又去侍奉仇人，那该让天下人多么耻笑呀!”鲍叔牙诚恳地对管仲说：“你是个明白人，怎么倒说起糊涂话来。做大事的人，常常不拘小节；立大功的人，往往不需他人谅解。你有治国的奇才，桓公有做霸主的远大志愿，如你能辅佐他，日后不难功高天下，德扬四海。” 奇策治国 尊王攘夷 作好管仲的工作后，鲍叔牙赶回临淄，向齐桓公报告。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此后，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接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齐桓公听后又问：“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 后来，齐桓公又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由于管仲推行改革，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桓公借报收纳公子纠之仇，出兵伐鲁。当时鲁国刚被齐国打败不久，元气尚未恢复，齐兵压境，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恰巧鲁国曹刿出来为鲁庄公出谋献计，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把齐国打败。鲁国胜利后又去侵犯宋国、齐国为了报复长勺之败，又勾结宋国来攻打鲁国。由于鲁庄公采纳大夫公子偃的建议，在秉丘(今山东巨野西南)打败宋军。宋军一败，齐军自然也就撤走。次年，宋国为了昭雪秉丘之耻，又兴兵攻鲁，鲁庄公发兵抵抗，趁宋兵还没站住阵脚就发动猛攻，结果宋国被打得惨败。宋国连．吃败仗，国内又发生内乱。大夫南宫长万杀了新立的郑闵公，不久宋贵族又杀了南宫父子。宋国的内乱，鲁国的战败，使他们的力量大为削弱。 谭国(今山东济南东)是齐国西邻的小国。齐桓公出奔时曾经过这里，当时谭国君对齐桓公很不礼貌，齐桓公继位，谭国也没派遣使臣祝贺。按照春秋的礼法，象谭国这样失礼，遭到谴责是自然的。齐桓公对此极为不满，因此管仲建议出兵问罪。谭国本来很小，力量十分微弱，怎能经受齐国大兵的进攻。结果很快就被齐国消灭。齐国没费力气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与宋、陈、蔡、郑等国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商讨安定宋国之计。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也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国消灭。鲁国本来比较强大，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不服从齐国的遂、谭两国又被消灭，所以也屈服了齐国。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这次会盟很隆重，会场布置庄严。修筑高坛，两边大旗招展，甲士列士，十分威武。齐桓公和管仲正坐坛上。，就在这次会盟中，发生了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会盟规定，只许鲁君一人登坛，其余随员在坛下等候。当鲁庄公与卫士曹沫来到会场，将要升阶入坛时，会盟宾相告诉他，不准曹沫升坛。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剑紧跟鲁庄公身后，对宾相瞪大圆眼，怒目而视，眼角几乎都要瞪裂了，吓得宾相后退几步，鲁庄公与曹沫就顺阶入坛。鲁庄公与齐桓公经过谈判，然后准备歃血为盟，正在这时，曹沫突然拔剑而起，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直逼齐桓公。顿时齐桓公左右被吓的目瞪口呆。此时管仲沉着勇敢，急忙插进齐桓公与曹沫中间，用身体保护住齐桓公，然后问“将军要干什么?”曹沫正然道：“齐强鲁弱，大国侵略鲁国，欺人太甚。现在鲁国城破墙毁，几乎快要压到齐国。请考虑怎么办?”齐桓公见形势不妙，马上答应归还占领的鲁国土地。诺约草成，曹沫收剑徐步回位，平息如初，谈笑如故。会盟结束，鲁国君臣胜利回国。齐桓公君臣却愤愤不乐，许多人都想毁约，齐桓公也有这种想法。管仲不同意毁约，劝说齐桓公：“毁约不行，贪图眼前小利，求得一时痛快，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权衡利害，不如守约，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为好。”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不久宋国叛齐，次年齐桓公邀请陈、曹出兵伐宋，又向周王室请求派兵伐宋。周王室派大臣单伯带领王师，与三国军队共同伐宋，结果宋国屈服了。 这时，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齐桓公六年：(前680年)在鄄(今山东鄄城)会盟。’第二年齐桓公又以自己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又在鄄会盟。这次会盟开的很成功，取得圆满成果。从此齐桓公已成为公认的霸主。 晋献公十年(前667年)冬，齐桓公见郑国已屈服于齐国，就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君，又在宋国的幽会盟。周惠王也派召伯参加。这是一次空前盛会，几乎全部中原国家都参加了这次会盟。在这次盟会上，周天子的代表召伯又以天子的名义，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从此齐桓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
　　晋献公十五年(前662年)鲁国发生内乱，鲁庄公死后，鲁闵公即位，不久被庆父杀死，鲁僖公即位，庆父畏罪自杀。僖公为了巩固君位，与齐国会盟于落姑，从此鲁国也安定下来。至此，齐桓公威望布于天下，德名远播诸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他的霸业。 老马识途 病榻论相 正当中原各国逐渐承认了齐国的盟主地位时，边境少数民族狄人和山戎人也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屡屡举兵犯境，给中原各国造成了严重威胁。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664年)，山戎趁机统兵万骑，攻打燕国，企图阻止燕国通齐，燕庄公抵挡不住，告急于齐桓公。齐桓公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南方楚国，本来不想支援燕国。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山戎闻齐师大队人马将至，掳掠大量财物解围而去。齐军与燕军合兵一处，北出蓟门关追击，杀得山戎兵落荒而逃。山戎首领带着残兵败将逃入孤竹国(今河北西北部)。 齐军一鼓作气，兵围孤竹国，孤竹国派人诈降齐军，献上山戎首领首级，谎称孤竹国国君已弃国逃往沙漠。齐桓公以降将为前部，率军追赶。孤竹国降将将齐军诱入荒漠，自己则乘人不备逃之夭夭。此时天色已晚，放眼望去只见茫茫一片平沙，狂风卷地，寒气逼人，齐军前后队失去了联系。齐桓公有些不知所措，忙向管仲求教解危之计。管仲沉吟片刻，遂让随行兵士敲锣打鼓，使各队闻声来集，屯扎一处，挨至天明。谁知，天虽已亮，沙漠中却炎热异常，又无饮水，一望无际的沙漠难辨方向，全军将士焦急万分。管仲见状，忙向齐桓公建议道：“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大王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见出路。”齐桓公依其言，命人取数匹老马，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果然走出险地。 孤竹国国君见齐燕大军被诱入沙漠，便举兵攻进无棣城，赶走了守城的燕兵，躲避在山谷中的百姓也随着回城。管仲见此情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命令将士数人扮作百姓混入城中，半夜举火为应。然后，又分三路攻打无棣城的东南西三门，只留下北门让敌军逃跑，教王子成父和隰朋率一队兵马埋伏在北门之外。当天夜里、忽见城中四五处火起，齐军内应砍开城门，放大军兵马入城。孤竹国国君见势不妙，率众夺路而逃，直奔北门。谁知一行人刚刚冲出北门；路旁突然伏兵四起，截住了孤竹国的君臣等数人。两军厮杀，孤竹国国君死于乱军之中。齐桓公灭了令支、孤竹，辟地500里，悉数赔给了燕庄公。诸侯莫不畏齐之威，感齐之德。 在救燕时，鲁国也表示出兵支援，但实际鲁国按兵未动。对此齐桓公很气愤，想出兵惩罚鲁国。管仲不同意这样做，他劝说齐桓公：“鲁国是齐国的近邻，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就出兵，影响不好。为了齐国的声誉，我们可主动改善两国关系。这次征燕胜利，得到一些中原没有的战利品，不如送给鲁国一些，陈列在周公庙里。”齐桓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赞成了这个意见。这样做对鲁国上下震动很大，其他各国反映也很好。 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气焰嚣张。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 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 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 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楚国一直是南方的强国。自晋献公十一年(前666年)伐郑开始，一直在准备北上。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于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现在，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现在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又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周襄王郑五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卞卿礼仪的待遇。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管仲病逝。齐桓公不听管仲病榻前的忠言，重用了易牙等三人，结果酿成了一场大悲剧。二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就开始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有二宫女乘人不备，越墙人宫，探望齐桓公；桓公正饿得发慌，索取食物。宫女便把易牙、竖习作乱，堵塞宫门，无法供应饮食的情况告诉了齐桓公。桓公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活活饿死了。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各自勾结其党羽，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第二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兵送太子昭回国，齐人又杀了作乱的公子无亏，立太子昭为君，即齐孝公。经过这场内乱，齐国的霸业开始衰落。中原霸业逐渐移到了晋国。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虽然这样，管仲仍不失为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在历史上有过巨大贡献。

2. 有关管子（管仲）的所有思想主张介绍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
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
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
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扩展资料：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
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
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管仲

3. 管子的经济思想与墨子有何不同 官方一点

管子》的经济思想是很超前的，就当时条件来说是很精湛而有洞见的。

　　先说管子的赋税制度。在管子看来，国家赋税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管子认为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国家应该征收什么赋税用以充实府库财力，以满足国家机器的各项开支呢？管子认为，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管子对于货币这个杠杆，主要是利用它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于是便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见《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见《山至数》）。

　　就以《轻重丁》篇中之例为例。是年，齐国西部因涝成灾发生饥荒，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这时，国家就可以大量收储齐东之谷，散售于齐西之民。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谷价必上扬，这样，就可以解决谷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谷物售卖，使“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但是，在谷贱伤农时，仅靠国家收储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下令给士大夫和富商，让他们也按规定的数量收储，“使卿诸侯藏千锺，令大夫藏五百锺，列大夫藏百锺，富商蓄贾藏五十锺”，这样的大量收储，谷价才能上扬。因有如此大量的收储之举，市场上货币必然不足，而这时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新的铸币来解决。发行渠道不仅通过国家收购，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士大夫发放货币俸禄等形式使钱币流通出去。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商品与货币的供应量发生上下调整，“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谷价上扬就已成定局了。这时，“国谷什倍，数也。”对这种用货币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做法，管子在《国蓄》篇中概括得十分清楚：“故视国之羡（富余）、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除了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的相权之数外，国家还可以利用信贷这种经济杠杆，来平抑物价、调节余缺，抑制奸商和高利贷者的高额暴利，借以扶助民众生产经营，且可将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利润，一部分收归国有，一部分让给民众。其具体措施有：在春耕农忙时对农民发放生产资金贷款和预付收购订金，即所谓“无食者予以陈，无种者贷以新”，或者将一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租借给农民使用，秋后农民付一定利息归还原物。

　　管子亦善于经营国际间贸易。重要的方法是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在各种相关物资的比价不断变化趋势中，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如果国家需用某种物资鼓励进口时，就要在“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的物价变化中，采取与之相背的措施，实行“天下下我独高”的价格，这样，这种物资便会归之如流水一般输进国内。反过来，对于需要鼓励出口的物资，例如鱼、盐、器械等，则在适当的机会采取“天下高我独下”的价格政策，这样，齐国的盐便可远销到“梁、赵、宋、卫濮阳之地”。

　　为了取得齐国所奇缺的各种稀缺物资，有时还可以积敛黄金以作为购买手段。这样，不论多么遥远的货物皆可购得来。桓公问管子曰：“吾闻阳山之马，具驾千乘”，怎么可得呢？管子知道需要四万黄金才换得，而齐国又不是产金的国，管子便建议国内所有征集不用钱币皆改用金，且言金价，可以以一顶四。此外，还对亟缺盐的梁、赵、宋、卫之国，因其“国无盐则肿”，特别是正在争战的“守国之国，用盐独甚”，对于他们都要求用黄金来购买盐，这样就很快积得四万金，于是就换得大量马匹（见《揆变》）。管子说：“积得了黄金，不仅可以购买马匹，甚至连远在七八千里之外的禺山的白璧、朝鲜的虎豹之皮、吴越的珍珠、昆仑的玉石，皆可招致而来。管子最后尖锐地指出：故为国者，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

　　管子的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理论依据，概括起来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他在《禁藏》篇中说得很清楚：“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管子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或者说是经济指导思想，就是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生产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物价变化、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的情况。他在《乘马》中明确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因此，他把市场看得非常重要：“无市则民乏”（见《乘马》）；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
管子》的经济思想是很超前的，就当时条件来说是很精湛而有洞见的。

　　先说管子的赋税制度。在管子看来，国家赋税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管子认为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国家应该征收什么赋税用以充实府库财力，以满足国家机器的各项开支呢？管子认为，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管子对于货币这个杠杆，主要是利用它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于是便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见《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见《山至数》）。

　　就以《轻重丁》篇中之例为例。是年，齐国西部因涝成灾发生饥荒，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这时，国家就可以大量收储齐东之谷，散售于齐西之民。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谷价必上扬，这样，就可以解决谷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谷物售卖，使“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但是，在谷贱伤农时，仅靠国家收储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下令给士大夫和富商，让他们也按规定的数量收储，“使卿诸侯藏千锺，令大夫藏五百锺，列大夫藏百锺，富商蓄贾藏五十锺”，这样的大量收储，谷价才能上扬。因有如此大量的收储之举，市场上货币必然不足，而这时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新的铸币来解决。发行渠道不仅通过国家收购，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士大夫发放货币俸禄等形式使钱币流通出去。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商品与货币的供应量发生上下调整，“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谷价上扬就已成定局了。这时，“国谷什倍，数也。”对这种用货币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做法，管子在《国蓄》篇中概括得十分清楚：“故视国之羡（富余）、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除了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的相权之数外，国家还可以利用信贷这种经济杠杆，来平抑物价、调节余缺，抑制奸商和高利贷者的高额暴利，借以扶助民众生产经营，且可将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利润，一部分收归国有，一部分让给民众。其具体措施有：在春耕农忙时对农民发放生产资金贷款和预付收购订金，即所谓“无食者予以陈，无种者贷以新”，或者将一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租借给农民使用，秋后农民付一定利息归还原物。

　　管子亦善于经营国际间贸易。重要的方法是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在各种相关物资的比价不断变化趋势中，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如果国家需用某种物资鼓励进口时，就要在“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的物价变化中，采取与之相背的措施，实行“天下下我独高”的价格，这样，这种物资便会归之如流水一般输进国内。反过来，对于需要鼓励出口的物资，例如鱼、盐、器械等，则在适当的机会采取“天下高我独下”的价格政策，这样，齐国的盐便可远销到“梁、赵、宋、卫濮阳之地”。

　　为了取得齐国所奇缺的各种稀缺物资，有时还可以积敛黄金以作为购买手段。这样，不论多么遥远的货物皆可购得来。桓公问管子曰：“吾闻阳山之马，具驾千乘”，怎么可得呢？管子知道需要四万黄金才换得，而齐国又不是产金的国，管子便建议国内所有征集不用钱币皆改用金，且言金价，可以以一顶四。此外，还对亟缺盐的梁、赵、宋、卫之国，因其“国无盐则肿”，特别是正在争战的“守国之国，用盐独甚”，对于他们都要求用黄金来购买盐，这样就很快积得四万金，于是就换得大量马匹（见《揆变》）。管子说：“积得了黄金，不仅可以购买马匹，甚至连远在七八千里之外的禺山的白璧、朝鲜的虎豹之皮、吴越的珍珠、昆仑的玉石，皆可招致而来。管子最后尖锐地指出：故为国者，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

　　管子的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理论依据，概括起来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他在《禁藏》篇中说得很清楚：“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管子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或者说是经济指导思想，就是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生产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物价变化、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的情况。他在《乘马》中明确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因此，他把市场看得非常重要：“无市则民乏”（见《乘马》）；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
墨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无差等”的社会平等观   
在墨子看来，国无大小，人无贵贱。“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②人们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是对等和公平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富，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③。  
同时，墨子在“无差等”的基础上，引申出追求平等的社会理想。墨子明确要求打破贵族统治阶级垄断政治、经济的局面，使庶民也有平等参与的权利。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段予以令。„„故当是时，以德就烈，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墨子还批判了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主张，反对奴隶主贵族利用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垄断富贵爵禄的旧制度。  
墨子“无差等”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庶民阶级要求实现社会平等的强烈愿望，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的期盼，表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关系，可以看成他其他经济思想的前提。  
（二）对生产和财富的认识   
1、社会生产以农业为基础。  
墨子认识到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只有从事物质生产才有物质生活，如果不从事生产就不能生活下去。在社会劳动中，墨子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他说：“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④五谷麻丝“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⑤。因此，统治者应当重视农事，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墨子还认识到农业收成好，人们丰衣足食，则社会安定，统治稳固，而“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⑥，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  
墨子对发展农业提出了一些方法建议。首先，应当开垦荒地。“田不辟，少食。”⑦“安国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⑧土地能不能得到合理使用，能不能充分发挥效力，是农业生产能否发展的关键。其次，必须保证农业生产的时间，若“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业”⑨。在所有政府行为当中，以战争对农业生产破坏最大，“春则废民耕嫁树艺，秋则废民获敛”，这也反应了小生产阶层希望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再次，应当增加农业劳动力。当时，社会上存在劳动力不足，人口稀少的现象，墨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是，统治者“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⑩。而且“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11}。因此，墨子提出了，男子二十当娶，女子十五当嫁的要求，同时反对诸侯大夫们蓄养妾媵的做法。  
2、勤劳致富的生财观。  
墨子作为自己从事生产的小生产者，深谙劳动的艰辛，也明白勤劳致富的道理。他认为生产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12}  
墨子还对儒家轻视物质生产的态度加以了批判，说儒家的倡导者好吃懒做，“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必然“陷于饥寒，危于冻馁”{13}针对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墨子反驳道：“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14}这从侧面体现了小生产者以力谋、勤劳致富的思想。  
在论述了劳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墨子提出了发展生产的措施：第一，进行合理的社会分工，使劳动者各尽其能、各从其事；第二，发挥技术的作用，促进物质生产；第三，重视人才。虽然墨子没有提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但有触及这方面的论述。他认为，从事管理、教育等活动的劳心者，也同劳力者一样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都应该享有分配的权力。   
（三）对分配和赋税的认识   
基于勤劳致富的思想，墨子在分配方面主张“有财相分”，反对“不与其劳，或其实”。“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15} “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16}，言下之意，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却据为己有，是会收到责罚的。因此，墨子谴责不顾百姓疾苦，只顾自己享乐的“别君”，谴责“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的王公大人{17}，谴责“贪于饮食，惰于从事”的“穷民”{18}。墨子倡导的是“有财相分”，“有力者度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19}，反对“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20}。  
在赋税方面，墨子认为，赋税是维持封建统治各级机构正常运转的经济来源。但是敛税必须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不能“厚敛乎万名”。统治者的消费和百姓的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官府征收的多，则百姓自留的少。“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怀天下之贤人”。可见，墨子处理官与民之间赋税比例的原则是“官府实”、“万民富”，统治者应当适可而止，不能通过横征暴敛来满足自身的奢侈消费。第二，“加费”与“加利”同步，即如果统治者增收了赋税，那么就应当增加社会福利，例如新修水利等。这与当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原则相类似。   
（四）“交相利”的交换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坐地买卖、摊贩、倒卖等商业活动的形式，“商人之四方，市价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21}，墨子称这种行为为“商人之察”，是商人智慧的表现。  
墨子认为：“买无贵，说在反其贾。刀籴相为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价宜则售，说在尽。尽也者，尽去其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22}言下之意是，商品的买卖，很难说贵与贱，交易过程中，刀币与谷物是相互为价格，它们的贵贱是相对而言的。商品价格受到货币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当货币升值或供过于求时，商品价格就会下降；当货币贬值或供不应求时，商品价格就会上升。价格适宜，商品就能成交，而价格适宜与否，取决于双方的买卖意向。这一段论述表明墨子已经从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的相对关系中认识到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价值规律的内容。  
（五）“节用”的消费思想   
墨子一方面积极倡导生产，一方面倡导节用，主张“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消费观。为防止统治阶级的过高消费，墨子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个人的消费应当与自己的财力相当。“贫家而学富家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23}。第二，主张“去无用之费”。他认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24}。治理国家要从最严重的弊端入手，因此财政开支应当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25}。第三，“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即凡是劳民伤财，对人不产生更多好处的事情，不应为之。根据这条原则，墨子设计了一套以维持较低生活需要为限度的消费标准：日用产品上，“足以奉给民用则止”；饮食上，“足以增气充虚，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着上，“冬以围寒，夏以围暑”，能够冬暖夏凉则止；房屋建设上，“冬以围风寒，夏以围暑雨”，整洁卫生，“足以别男女则止”；军事上，“以围寇乱盗贼”；交通上，“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26}。在节葬上，墨子提倡“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泉；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27}。  
可见，墨子的消费理论是把包括统治阶级在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控制在一个最简单节约的水平上，在墨子看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28}。

4. 诸子百家 管子主要讲得是什么 内容中心是什么 他的一些思想对现在的人有哪些意义。

管仲学派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
   《管子》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有意识的人﹐是由精气生成的。他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这是把物质摆在第一位。 
  《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这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 　　《管子》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

5. 《管子》表达了管仲什么样的治国思想

《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也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博。[5] 
《管子》一书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是一部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文集汇编。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
总览《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这同三晋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汉书》把《管子》分在道家类，《隋志》以后的类书却把它分在法家类。不同的归属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特点。同时，黄老道家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和等级名分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战国中期的时代需要，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6] 
《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水地》、《形势》、《宙合》、《枢言》、《九守》、《正》、《形势解》“、《版法解》、《势》等等文章侧重于用道家哲学来阐释法家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黄老道家道法结合、兼容并包的学术特点，是继《黄帝四经》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6]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6. 管子和司马迁，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有什么异同

管仲的经济思想：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 ”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司马迁的商业思想
　　 即商业的社会经济职能及发展商业的政策主张、商业经营者的基本素质及管理、商业经营者的致富诀窍等
　　
　　 前面两种思想的资料是从网上找来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核心思想个人感觉主要还是在游戏规则部分。换句话来讲亚当.斯密是利用经济系统的游戏规则为国谋财的第一人。
　　 管仲思想理论涉及到产业、财税、金融流通、外贸、消费支出等相关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执行方法和策略。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建立在长期为政理事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经济思想，且有相当成功的应用。国富论的主要意图是整体国家实力的提升，和管仲思想的意图基本上一致。只是国富论更多的只涉及到经济和贸易活动、对于国家博弈与政治就不怎么灵光了。对于为政的经验，亚当.斯密则只能去读历史了。
　　 司马迁的思想主张与管仲有些类似而其理学基础则与亚当思密有点类似，属于学术性质的商业思想。
　　
　　 管仲的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司马迁、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经验分析经济学、孙子的经济学是战争经济学、老子的经济学是逍遥经济学、孔老二的经济学是道德经济学、纵横家的经济学是注重推理与分析的逻辑忽悠经济学，哈哈……
　　 国学里的经济学多着呢，现在出现的所有经济现象在国学里都能找到解释。只是现在这帮鸟人痴迷于西方的经济学，眼里早就没有老祖宗了……

7. 《管子》在军事方面所反映的管仲思想，主要体现在了哪几点？

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记述的管仲言行，我们认为《管子》在军事方面所反映的管仲思想，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朴素地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
管仲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吕尚的战争观--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重要影响，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对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影响。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他认为"夫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政之所兴，以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如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至于"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由此而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然后才能谈到战争。他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还曾说："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为兵之数，在乎聚财"，"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征服)天下"。总之，他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初步地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反对废兵，主张慎战
管仲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谋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开始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军队不能废除，所以他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厦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这种认识，是符合春秋大国争霸的社会实际，符合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管仲又竭力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他说："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所以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他对战争的主张是"至善不战，其次一也"，也就是最好能不战而胜，如非用战争手段不可，则要求一战而定。这与以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相同，也与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根据西方世界二千五百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精神，有某些相通之处。
开始认识到物质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军队训练、纪律，强调武器装备要精良
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尽管在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种类上，古代和现在迥然不同，但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要素，军队的数量质量、武器装备以及后备兵源、战略资源等，则大致相同。从管仲的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已开始有所认识。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重视军队的战术训练及纪律，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武器装备要充足、精良。管仲创建"叁其国"制度，将士家集中在一起居住，并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规定"处士必于闲燕"，就是为了便于训练，有利于提高后备兵员的素质及战斗技术水平。他认为"且以田猎(以狩猎形式实施实兵演习)，因以赏罚(通过实兵演习培养士兵组织纪律观念)，则百姓通于军事矣"。而且军士们"旦昔(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成为实际上的世兵制。对于在军服役的人员，他要求能熟练"三官"、"五教"、"九章"和"十器"，也就是要求熟悉鼓、金、旗等各种指挥信号，按照信号准确地进行各种队列动作，并能在不同的气象、地形条件下进行野战动作，以及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
管仲认为"备具(武器装备)胜之源(胜利的根本)"，"交物因方(考校武器要符合设计方案)，则械器备"，"备具无常(不好)，无方应也"。他提出要"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武以练，精锐为右(为上等)，成器不课不用(制成的兵器不经检查不能用)，不试不藏(不试验合格不入库)"。此外，管仲还实行了"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允许罪人按罪行轻重上交兵器或金属赎罪，以增加国家武器装备的储存量。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要求武器装备必须精良的第一个人。

8. 《管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包括那些内容

《管子·轻重篇》诸篇原19篇，今存16篇，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瑰宝。《轻重篇>>在重视农业、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主张通过商品经济来富国、强国，提出了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这在先秦经济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至今仍然可资借鉴。 

一、《管子·轻重篇》的轻重理论． 在中国历史上“轻重”概念常常是与管仲联系在一起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说：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任政齐相……贵轻重，慎权衡。”《史记·平准书》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管子……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这些记载都是把“轻重”与管仲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管仲通轻重之变，使齐国富强，所以齐国人缅怀其遗教，不断地根据管仲的言行和有关档案及现实的需要探讨轻重理论，至战国时形成了《管子·轻重》各篇。《管子．轻重》诸篇虽非管仲所作，但它从轻重理论出发提出国家从宏观上管理和调节经济的主张却值得注意和重视。 

那么《管子·轻重》诸篇阐发的轻重理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轻重”是一个矛盾的对立面，作为一种治国之术，主要用于经济方面’犹如孙子兵法中“正奇”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军事方面一样。在经济领域中，轻重理论就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百物的供需、贵贱’采取措施使国家富强，并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在对外方面，就是要权衡轻重，在经济上通过对外贸易和商战制服、搞垮别 

国。从以下方面可看出轻重的运用：其一，轻重理论用之于万物方面，则任何商品都如《管子．揆度篇》所说是“重则至，轻则去……物臧则重，发则轻”。《管子·轻重甲篇》则说：“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这里所说的“重”主要表现在商品缺乏、供应不足，引起涨价和人们的重视。这里所说的“轻”，主要表现在物品供应充分和很多，价格下跌。物品“重”就会引起远地同类商品输入。“轻”则本地商品就会运销到他方。其二，轻重理论用在谷物方面，《管子·轻重篇》认为谷物与万物的轻重关系成反比。《管子·轻重乙篇》：“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这就是说，谷与万物的关系是，谷重万物相对轻，谷轻万物相对重。其三，轻重理论用之于货币方面，货币与万物成反比。《管子·山至数篇》说“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国轨篇》说：“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管子．国蓄篇》则说：“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其四，货币与谷物的关系，又是所谓“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二者成反比。为了掌握轻重关系的规律，了解各种商品(万物)与谷物、货币与万物、谷物与货币彼此间轻重关系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各种商品形成的轻重之势，《管子·轻重》诸篇中都曾谈到。如《国蓄篇》：聚则重，散则轻。《轻重甲篇》：守则重，不守则轻；章(障)则重，不章则轻。《国蓄篇》：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轻重乙篇》和《地数篇》则云：令疾则重，令徐则轻等等。 

了解各种物品之间的轻重比例关系和各种情况下物品所出现的轻重之势，是为了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达治国安民之目的。所以《管子·国蓄篇》说：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决定民众生死)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通货)也。故善者执(掌握)其通施以御(控制)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败之扩(万物之价)可得而平也。上面所引述的两段话，是国家通轻重之变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一段话是说国家掌握着货币以控制能决定民众生死的谷物的价格，因此就能使民众尽到自己的力量．第二段话的意思是说，民众有余的东西就“轻”，因此人君就在东西轻时加以收藏．民众缺乏的东西就“重”，所以人君就在东西“重”时加以卖出发散。这样一敛一散，国君必然得到10倍之利，而财物的价格又可得到平抑。